以泸州二奶案为例，该案之中，关于判决的可接受性问题其实设计到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的冲突，具体来说就是私法意思自治原则（在该案中，表现为对遗嘱设定的自由)与维护社会公德原则（学界习惯称之为公序良俗原则）的冲突。

本文尝试透过具体的宪法条文，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向人们呈现一些真正主导1954年宪法制定的因素，希望这些因素有助于人们更深入认识1954年宪法。注16 看来刘少奇原先的理解错了。

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为着适应新时期的国家任务，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如果仅仅是依靠军事行为打败蒋介石政府，那赢得的仅仅是一场军事斗争的胜利，并不能证明是人民的认同和民心所向，不能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政府的军事行为是代表人民意愿的有道伐无道。天下远没有太平，甚至可以说，国家处于危难之中。  1954年宪法，就是刘少奇在文革遭难时拿它主张权利的那部宪法，颁布至今正好60周年。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举办全国性选举的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

原来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调整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这跟前文中毛泽东、周恩来在公开场合所讲的内容大相径庭，立意完全相反。但是，法官却无法拒绝裁判。

四是将制作权委托给了其他行政机关。从有关讼争看，不少当事人也期望能够从这个过程的环节上直接获取信息。陈某某与上海市黄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上诉案（（2011）沪二中行终字第267号）就很典型。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仅承认两类不公开事项，既三安全、一稳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因此，对于地方立法规定的其他事项，除了应当证成其免于公开的正当性外，还必须将其融入上述两个法定事由之中。

九、结束语 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遇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我以为，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不能准确认识这类行为的性质，依然沉溺于秩序行政的思维定势。我实在看不出公房登记资料有保密的必要。

在我看来，之所以让公共企事业单位背负上比一般企事业单位更重的信息公开义务，一种公法上的义务，主要是因为，第一，它们的资金全部或者部分来自公共财政，或者允许行政性（或类似行政性）收费，是纳税人的钱。因为相对人不熟悉复杂的行政过程，很难准确识别制作信息的行政机关，难免误打乱撞，不得要领。法院因此认定，有关土地批复文书虽以福州市人民政府名义作出，但系福州市人民政府授权福州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制作，并加盖被告福州市人民政府土地审批专用章，因此该政府信息的制作机关实际是福州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但这并不免除行政机关的审查义务，行政机关也必须对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做出判断，而且，即便是第三人明确拒绝公开或者消极不回复，行政机关也必须权衡利益，斟酌利害，决定是否公开。

比如，郑洪与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决定纠纷上诉案（(2009)沪二中行终字第71号）中，尽管上诉人辩解，房产的登记变更、购买出售的资料从未有作为国家机密的情况，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机构应当提供。比如，孟某诉上海市虹口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信息公开答复纠纷案（(2008)虹行初字第39号）中，法院对商业秘密做了阐释，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经营信息。4．个人隐私 迄今，法律没有对个人隐私下过定义，也没有做过解释。[2] 参见倪洪涛：依申请信息公开诉讼周年年度调查报告——基于透明中国网刊载的40宗涉诉案的考察，《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

有的法院还依此校准被告。但是，被告按照就近、便民的原则，直接通知无锡市国土资源局向原告提供，并在答复函中告知原告。

理由是：第一，依申请公开的信息都是相对人迫切需要的，对其生产、生活与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二是指示下级行政机关回复。

周某诉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府信息公开案（(2010)黄行初字第31号）却是少有的例外。[9] 在该案中，法院认为，上诉人要求获取的‘南车站路某号丁某某(户)安置用房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检测报告的信息，是被上诉人基于其拆迁人身份而取得的。[18] 因此，对于三需要，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搭附，不得限缩解释，进而刁难、推诿。但期限也不必太长，因为第三人无论是提起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都可以援用救济不停止执行中的例外规定，说服复议机关、法院先行做出停止执行公开决定的裁定。第6条要求信息公开必须及时、准确。[15] 而需求程度低的信息，为节约公开的成本，依申请公开。

检索的截止日期为2013年5月31日。当然，因个案争讼的不同，法官的认识也呈碎片状，较零散，也不净是正确，这就需要我们去批判、校正和淬炼。

这说明，第一，这些领域的信息是相对人较为关注、与其利益密切相关、且迫切需求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法律位阶不如《保守国家秘密法》（2010年）和《档案法》（1996年）。

[34] 如果没有，就必须有识别标准。或许，它们已从别的渠道、甚至是非正常的路径获取了所需信息。

在我看来，三安全、一稳定是一个独立的例外情况，它也的确与国家秘密有交叉，却不重叠，外延更大，它还囊括了其他也不宜公开的情形。三、公开的主体 1.与行政主体理论的关系 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公开信息的义务主体的表述看，主要有行政机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表述无异。一些地方立法也没有完全亦步亦趋。[31] 比如，吴文其诉上海市虹口区国家税务局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案（（2011）虹行初字第33号），对涉及的财务印鉴、企业印鉴和公司电话号码是否为商业秘密，法院分析道，公司电话号码作为联系方式是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的条件之一，财务印鉴、企业印鉴是公司在经营活动中进行意思表示的一种确认形式，三者通过对外公开或出示，发挥其基础作用，不符合商业秘密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特征，不属于商业秘密

（17）Hans Peter Bull/Veith Mehde,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mit Verwaltungslehre, Heidelberg 2009, S. 113 f. （18）程明修：《行政行为行使选择自由——以公私协力行为为例》，《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第55－56页。第17至19条规定：行政事业单位要认真做好资产的管理工作，要定期清查，发挥资产最大使用效益。

所以，行政营利的界限是不得滥用市场地位，从事扭曲竞争的活动。（25）徐庭祥：《论以私法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履行行政任务的行政法规制》，《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16页。

可见，政府采购未必一定是为了行政管理目的，可能也有行政机关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所以不能说所有采购合同都是行政合同。（51）徐庭样：《论以私法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履行行政任务的行政法规制》，《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18页。

但《政府采购法》的确对与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有关的争议，规定了公法的救济方式，而对采购合同争议则设置了私法救济方式。（42）何海波著：《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4页。（2）营利活动，行政机构以企业方式参与经济交易或者参股私人企业。（48）并且，行政私法要受到宪法上基本权利保障原则、行政法治原则、法律保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自我约束原则等公法原则的制约，（49）甚至还要服从各种行政程序原则和制度。

有关纠纷虽然通过民事诉讼处理，但处理纠纷的实体依据是这种行政私法。（52） （2）行政私法 履行行政任务的私法企业，无论能否被行政主体以私法方式控制，在我国都应受宪法上的平等原则的约束，不得无理由歧视。

对于行政辅助活动、行政营利和行政主体管理自有财产，如果说德国倚重宪法基本权利推导出相当的公法规范，那么我国则主要是借助《政府采购法》、《反垄断法》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专门的公法规范，对这三类活动加以制约。有学者认为，《政府采购法》可以采纳双阶理论：对缔结合同的纠纷适用行政诉讼，对履行合同的纠纷适用民事诉讼。

（42）但另一方面，《政府采购法》也有比较全面的公法约束。对于行政主体如何管理其自有资产，我国也存在着规范。